Story Published at: September 10, 2026 at 10:38AM
在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前夜，政治舞台再次出现了熟悉的手法组合：以 grievance（不满情绪）为导火索，通过归责与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叙事来聚拢选民情绪。分析此次竞选活动的走向，不能忽略三个互为支撑的要素：对现实困境的叙述、对对手的指控、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定性。本文旨在梳理这些要素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被放大、传导，并探讨其对民主讨论的潜在影响。
一、 grievance 的再度喂养：从经济与安全到身份认同的焦虑
在核心选民群体中，长期存在的经济压力、社会不平等与安全担忧往往被重新包装为“制度缺失”与“被边缘化”的感知。当领导人以具体案例为引线，强调政界或国际环境对普通市民生活的直接侵蚀时，这种 grievance becomes a mobilizing force，推动选民将情绪投射到具体的政治叙事上。此类叙事的有效性，部分来自于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处理：将多维度的问题转译为可感知的个人或家庭层面的损失，从而提高政策议题的情感张力。
二、归责与对手标签化：推动政治对立的“可替代性幻觉”
在竞争激烈的选战环境中，归责常被用作简化复杂因果关系的工具。通过将当前困境归因于某些制度安排、媒体偏见、或对手的政策选择，政治叙事构建了一种“我们在这里，他者在那里”的二元框架。这种二元框架不仅在短期内提升了动员效率，也为未来政策转向留下了方便的“原点”标记：只要对手被指认为导致问题的人群或群体，选民就可以接受新的政策调整为“修复造成的损失”。然而，长期而言，这种叙事可能削弱跨党派共识的建立，降低政策辩论的理性深度，增加极化风险。
三、受害者叙事的情感作用与政治后果
将国家与群体塑造成持续受害者，是一种深具情感共振的叙事策略。受害者叙事往往能动员那些感到被忽视、被排斥的选民，通过情感认同增强对领导人的信任与支持。这种叙事的危害在于它容易将问题框定为“外部力量”或“历史误解”的结果，而非可通过政策调整解决的现实议题。结果可能导致：民意对政策改革的耐心下降、对妥协的容忍度降低，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接受度进一步削弱。民主治理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情感动员与理性辩论之间找到平衡点，确保选民理解政策的具体利害关系，同时保留对对手的批判性监督。
四、对策与展望：如何在情感与事实之间维持平衡
– 增强透明度：对关键政策的成本—收益进行清晰的量化与公开讨论，降低情感叙事对公共议题的主导地位。
– 促进对话型政治：鼓励跨阵营对话和实证讨论，设立独立的政策评估机构，提供客观数据支持。
– 强化媒体素养：提升公众对叙事技巧的识别能力，警惕单一叙事对事实的遮蔽。
– 关注现实需求与安全关切：将情感动员转化为具体、可执行的政策承诺和行动计划，减少虚假对立的空间。
结语
在选举周期的情感与事实博弈中， grievance、归责与受害者叙事往往交错出现，构成一个强大但风险同在的政治工具箱。理解其运作机制，有助于观察者更清晰地分辨情感动员与政策实质之间的界线，并为公民社会提供更有力的判断框架。